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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你们才是‘读书人’。我只是提个建议,也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代着想。我们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文化搞通搞透,做到所谓‘教化之流,家至人说’。”以李前总理深厚的国学功底等依据,他退下来以后想对中西文化比较做些研究,即这个题目是刚去世总理的遗志,是可信的。作者自知没有能力作此研究,但仍不知量力地不辞促进责任,希望能有更多的“读书人”大家加入到这项极有意义的研究中来。
研究的意义

这项研究是极有意义的;其积极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最大意义,是关系到中国命运方向矫正的理论自觉。如果对此没有理论自觉,还是相信奉行集体主义就可以为大多数谋福利,我们就不可能坚定地形成克服中华文化最大缺陷的行为主流,还可能继续盲目地文化自信自嗨,任由中国体制继续与主流文明背道而驰、让中国百姓继续承受没有文明自由的精神苦难,就不可能形成改革开放的新突破。

各方面的表现

已有大量的研究和事实可以确实充分地展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例如:

在经济方面,新中国至今即便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中西方的一大差异在于,在中国大量到处都能看到集体权益要大大高于个人权益的情况,例如,我国居民在国民收入中两次分配中比例迄今仍大大低于西方国家水平;代表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工会组织,仅说经济权益,其话语权相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十分微弱的;改开40多年来,伴随土地货币化及房地产开发等各种项目建设的拆迁过程,一方面使部分城乡居民个人家庭财富有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更多支撑了地方土地财政、金融繁荣和房地产商发财,而后者隐藏了大量被拆居民个人权益被不公平侵占的事实,都是在与西方文明法治产权制度有根本不同的制度机制下进行的,包括大量个人房屋遭违法强拆的现象矛盾;等等。

在公共事务包括政治话语权方面,官民不平等、机构话语权大大高于居民个人的状况,中国老百姓已持续不断享受几千年、大家都习已为常了,例如,迄今老百姓个人遭遇了政府和机构的违法不公委屈,甚至都难以争取到与之当面讲证据法理的机会,等等。

即便在个人私生活方面,个人选择的权利受到公共部门违法侵犯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例如,中国当代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调整变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罕见的经历,等等。

核心或最大差异

上述与西方国家比较表现出的方方面面差异,上升到理念文化层面的核心或最大差异,可以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来概括。其中,除了“个人主义”一词更多的是我们的话语用来衬托“集体主义”在道义上高人一头以外,这是中西方都基本认同的。

仅从字面理论上看,集体主义从道义上优越于个人主义似乎是显然的、甚至天经地义的:集体的、更多人的权益要高于、优先于个别、少数人权益,难道不是常理吗?

可是,仔细辨认人类历史的大量证据事实和法理,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不去思辨大多数人生活福利的改善是否是在集体主义旗帜下的政策带来的;只睁眼看一下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医食住行教)民生福利状况与外部差不多同等发展水平经济体对比,就会知晓甚至不如受中国大量援助的邻居;完全有能力解决的养老体制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没有基本解决;就不用举例了,你懂的。

最大歧途

为什么美好的理念,产生不了美好的理论效果呢。人性中性主流是不变的社会基础且易变摇摆;加社会制度使然。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各种有约束力的制度机制,能基于人性规律有效约束不滑向偏恶而是向善,就是向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了。可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制度机制,还未能很好地遵循这个规律,公开有效的、促进弃恶向善的各类约束力还很薄弱。这样说来,可能还较空,一些人可能还难以理解,还是回到本研究主题吧,可能更接近实际好懂一点。

美好的集体主义文化理念,产生不了美好的、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更好福利的实际效果,主要可能是以下原因:

首先,看在这个美好的文化理念下,必然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个人的合法权益经常甚至普遍地要受些委屈,要在集体主义的旗帜机制下,给集体权益让步,甚至让个人闭嘴不要争辩。为配合这个现象,大肆营造爱集体的社会氛围环境,造出一些感人故事、树立一些典型人物是不难的。问题是,不要小看了这类“委屈”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官民不能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就更是如此。

其次,我们再看前述累积的大量居民个人对集体权益的屈从和让步,是否带来了大多数老百姓福利的增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前者的被侵蚀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意味着后者的损失;符合逻辑的、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获得的权益,显然流到了关系少数人利益的其他地方。

再看,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前述体制缺陷的背景下,集体主义不过是旗号,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代表各类集体有权作决策选择时,大多不能置于阳光下受到有效监督,其决策效果一定是只能有利于他们的少数利益集团,当然还是以某种集体利益的面目出现。

可以说,就是中华集体主义文化的内核,或大多数老百姓浑然不知的、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滑入的最大歧途。这个现象的形成机制,一部分精英是有意清醒为之,而多数老百姓则是盲从相信的情结。

认知与前途

中西方优秀文化都一致指明,中国的光明前途是回归世界主流潮流,认同普世价值,在可公开、自由、独立的文明讨论环境中,不断完善法治、市场和道德伦理等约束机制,不断走向人类文明。

但走向文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会一蹴而就。西方国家走到今天相对较重视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非个人主义),也是经历较长时间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后争取来的;中国只是五四运动、八十年代改革启蒙的时间太短,便出现曲折反复了。

对以上论述现象的认知和自觉,关系中国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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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路

汪路

17篇文章 66天前更新

上海立信学院客座教授、西南财大光华赤信研究所主任、财新专栏作家、保理专委会学术委员、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顾问等。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琦玉大学(日本),获理学学士及社科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博士后研究导师。 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安徽分行、统计司、货币政策司、征信管理局、驻欧洲(英国伦敦)代表处、征信中心。 获金融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数次;有内部及公开论文、演讲数十篇。 专著《征信:若干基本问题及其顶层设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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