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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一个社会真正需要反思的,不只是有没有问题,而是当问题出现时,人们是否还愿意正视它、谈论它、回应它。

  这些年,人们常常谈“内卷”。如果把“内卷”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紧张和社会消耗,那么其中有一种现象尤其值得留意,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里所说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指普通人在信息不充分时的判断偏差,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应当对一切问题作出明确表态,而是指一些本来有知识、有判断、有思考能力的人,在面对某些重要问题时,明明心里清楚,却选择沉默、回避,或者用模糊的表达把问题轻轻带过。

  如果这种现象只是个别人偶尔如此,也许还只是性格或处境使然;但如果它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气,社会就会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

一、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白却不说

  现实中,大多数普通人要为生计、家庭、工作奔忙,并不总有时间和精力持续关注复杂的公共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也不必苛求所有人都具备清晰、完整的判断。

  但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信息,也具备更强的分析和表达能力。教师、学者、媒体从业者、专业人士、管理者,甚至包括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机会接触信息、更善于思考的人,他们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关键少数”。

  他们未必掌握全部真相,却通常更容易识别明显的是非,更容易判断哪些问题值得重视,哪些说法站不住脚,哪些现象正在损害社会的常识基础。

  遗憾的是,现实里常见的一幕是:私下里都明白,公开时却都不明说;心里有判断,表达时却尽量含糊。于是,一些本来可以说清的问题,被反复模糊;一些本来应当直面的现象,被不断绕开。时间久了,社会中真正清晰、明确、负责任的表达反而越来越少。

  真正让一个社会停滞的,往往不是无人看见问题,而是看见问题的人越来越习惯不说。

二、“装糊涂”常常被误认为成熟,其实并不高明

  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选择“少说”,并不完全是因为冷漠,也不一定是缺乏原则,而是出于一种现实中的谨慎。

  有人怕惹麻烦,有人怕被误解,有人不愿承受额外压力,也有人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少说为佳”的处世训练。久而久之,“不说破”似乎成了圆融,“不表态”仿佛成了成熟,“看透不说透”甚至被当成某种智慧。

  从个体生存的角度看,这样做并不难理解。

  但问题在于,当“尽量不说”从个人策略变成集体习惯,它带来的后果就不再只是个人层面的了。

  首先,它会削弱社会中的常识感。明明是很基本的问题,大家却都用模糊语言带过去,久而久之,连最基本的是非边界也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其次,它会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很多讨论表面热闹,实际却始终绕不开关键,人人都在说,但真正有信息量、有判断力的话越来越少。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它会向后来者传递一种错误信号:在这个社会里,最重要的不是分辨是非,而是学会回避;不是坚持常识,而是尽量不留下立场。

  这种风气表面平静,实际却在悄悄消耗一个社会的精神力量。

三、比“糊涂”更可怕的,是对沉默越来越习惯

  “揣着明白装糊涂”最值得警惕的一点,是它容易让人对沉默产生习惯。

  起初,也许只是个别人出于谨慎选择不说;后来,越来越多人觉得“还是少说为妙”;再后来,大家甚至会默认:很多事情本来就不该说,也没必要说。

  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就会出现:讲常识的人,反而像是“太认真”;指出问题的人,反而像是“不会处世”;坚持原则的人,反而容易显得“不合时宜”。

  当沉默逐渐变成一种社会默契,很多问题就不再是被解决,而只是被搁置、被淡化、被绕过。久而久之,人们会对原本不应当接受的事情慢慢麻木,对明显不合理的现象渐渐见怪不怪。

  而这种麻木,往往比问题本身更危险。因为问题出现了,还可能被纠正;但如果整个社会都习惯了回避,那纠错能力本身就会变弱。

四、这背后,往往不是智识问题,而是勇气问题

  坦率地说,很多“装糊涂”的人,其实并不糊涂。

  他们读过书,见过世面,也明白一些事情的基本道理,比如经过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洗礼的一代。问题往往不在于他们看不懂,而在于他们不愿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判断表达出来。

  这背后,核心不是知识,而是勇气。

  这里所说的勇气,并不是情绪激烈地反对一切,也不是把表达变成表演,而是一种更平和、更稳重的品质:在了解现实复杂性的同时,依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在承认环境有压力的前提下,仍愿意在合适的场合守住常识和底线。

  这种勇气并不容易形成。它需要个人品格的支撑,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滋养。

  如果一种环境长期鼓励圆滑、奖励回避,那么人们越来越谨慎,本就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结果。一个社会如果总让沉默更安全、让诚实更有成本,那么“装糊涂”自然会越来越普遍。

  所以,反思这个问题,不应只是简单地苛责个体“为什么不说”,也应当看到:一个社会是否尊重理性表达,是否愿意给诚实留出空间,同样重要。

五、“难得糊涂”可以用于小事,不能泛化到原则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难得糊涂”的说法。若把它理解为一种人际上的宽厚、生活中的从容,不在琐事上处处计较,当然有其可取之处。

  人与人相处,不必事事争个明白;对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适当让一让、淡一点,是修养,也是分寸。

  但如果把这种“糊涂”泛化到公共事务、原则问题和基本是非上,就容易走向反面。

  对私人得失可以宽一点,对公共责任却不能总是含糊过去;对生活琐事可以不较真,对关乎常识和规则的问题却不能永远“算了”。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凡事都模棱两可的社会,而是知道什么事情可以留有余地,什么事情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

  如果“明哲保身”被过度推崇,“少说为妙”被视作唯一正确的人生经验,那么长期下来,一个社会失去的就不只是表达热情,更是基本的是非感和责任感。

六、改变这种风气,不需要激烈,先从诚实开始

  走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状态,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高调表达,更不意味着社会只需要更尖锐的声音。

  很多时候,真正有建设性的改变,恰恰来自那些平和、清醒、诚实的表达。

  比如,在明显不合理的事情面前,不盲目附和;在常识被模糊的时候,愿意把基本道理讲清楚;在需要判断的时候,不总用“都一样”“说不清”来代替思考;在他人认真表达时,不急着讥讽其“太理想”“太天真”。

  一个社会的改善,往往不是靠少数人不断冒险,而是靠越来越多普通人,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多保留一点判断,多坚持一点诚实,多承担一点表达责任。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站到风口浪尖,但至少可以不让沉默成为唯一选择。

七、真正的文明进步,离不开“不再假装看不见”

  一个社会走向成熟,不在于它从此没有问题,而在于面对问题时,是否还有人愿意正视、讨论和修正。

  “揣着明白装糊涂”之所以值得反思,不是因为人们必须时时表态、处处发声,而是因为如果“明明知道却长期不说”成了普遍习惯,那么常识会变弱,诚实会减少,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卷态逐渐走出,恐怕任剑涛教授悲哀呼吁的“我们如何渡过这垃圾时间”也是很艰难的。

  文明的进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口号。它首先需要的,也许只是这样一种朴素的品质:看见问题时,不假装看不见;明白道理时,不总是沉默不语;在应该认真的地方,愿意认真一点。

  这未必惊天动地,却常常是一切真正改进的开始。

2026.4.4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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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路

汪路

25篇文章 1天前更新

上海立信学院客座教授、西南财大光华赤信研究所主任、财新专栏作家、保理专委会学术委员、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顾问等。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琦玉大学(日本),获理学学士及社科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博士后研究导师。 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安徽分行、统计司、货币政策司、征信管理局、驻欧洲(英国伦敦)代表处、征信中心。 获金融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数次;有内部及公开论文、演讲数十篇。 专著《征信:若干基本问题及其顶层设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信用原理概论》,2023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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